前新疆警察张亚博离开中国后，公开讲述了自己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九年间的经历。他的证词提供了罕见的基层内部视角，但他也反复强调，自己只是执行命令，是国家机器里的一枚“小螺丝钉”，甚至认为自己承受的痛苦不比维吾尔人少。采访结束后，袁莉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：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清楚地讲出自己受到的伤害，却很难看见自己帮助体制给别人造成的伤害？
本期《不明白下午茶》，袁莉与作家查建英从张亚博谈起，讨论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国家机器中同时成为受压迫者和执行者；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熟悉受害者的语言，却缺少讨论个人责任、共谋、忏悔和修复的公共语言。她们从雅斯贝尔斯对罪责的四种区分，谈到文革后的受害者叙事、汶川地震后的公共悲悯，以及国家对历史记忆和追责空间的压制。
一个只会讲述自己怎样受害，却不会讲述自己怎样伤害别人的社会，能否真正走出苦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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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轴
00:00 为什么张亚博的采访需要一篇“后记”
04:27 当他说“我只是执行命令”时，袁莉的内心困惑
09:05 张亚博身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分
13:09 付费推广内容
14:03 一名河南农村青年进入新疆公安系统
19:50 “我最大的错误是去了新疆”：袁莉为何对张亚博的反思期待过高
24:50 汉族精英为何看不到维吾尔人的现实：汉族本位与大一统叙事
29:30 从“我只是个看守”到“平庸之恶”
32:50 罪责、同理心和救赎在中文语境里的模糊存在
35:00 中国社会是否较少谈论个人内心、罪责与救赎
39:42 雅斯贝尔斯的四种罪责：中国的讨论为何常停留在“我有没有亲手害人”
44:17 回看文革：制度如何制造替罪羊、以及个人担责的缺失
48:49 从汶川地震到德国的战后反思
54:57 没有讨论责任的语言，我们是否也会失去思考责任的能力？
56:32 片尾节目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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